ESG是非标准化的价值判断。一方面，企业的ESG指标不能完整的反映其对社会的影响和非财务性风险。在利益相关方都要求企业披露慢慢的变多的ESG指标，以便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状况并让企业对其社会影响负责。然而，评估这些指标的过程中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企业的ESG指标可以完整的反映其外部性。以生物多样性议题为例，生物多样性的绝对重要性在国际上日益得到认同，但在现行ESG体系下其重要性常常被低估，甚至有时被直接忽略。对于食品和医药企业来说，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程度将远超于网络公司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一套通用的ESG指标可能会阻止企业逐步发展和报告更多的和其业务相关因素的积极性。若投资的人第一先考虑这些通用指标，这将鼓励企业内的高管们也这样做并建立与这些通用指标挂钩的指标体系，进而牺牲其他创造价值的指标。
此外，企业为特定的一些ESG维度支付成本会导致企业相应的降低对其他维度重视程度。由于现行的ESG评级标准通常根据行业的中等水准做评估，存在一个公司能够通过牺牲其他企业的利益来提高其ESG指标的风险，这也将导致企业过度追求ESG表现会对社会总体的正外部性带来零影响或负面影响。比如，化工企业能够最终靠将有污染的工厂卖给同行来减少其环境足迹，而同行可能会因收购该工厂而降低其ESG表现，从而增加总体污染。这种担忧不单单是假设性的可能性。学者Duchin和其合作者研究了工业公司怎么样应对环境风险事件后的审查。企业通过剥离有污染的工厂来改善他们环境相关的指标的表现。然而，ESG评级机构没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没有深究其下降的原因，只是以优异的ESG评级奖励剥离的企业，被变卖的工厂通常被与卖方有供应链关系或合资企业的企业购买。当ESG投资者只关注他们所拥有的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性，却会造成社会总的外部性的下降。现行的ESG评级可能会引起片面的思考，当孤立地研究一家公司时往往会忽视了企业ESG对整个社会的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ESG评级企业对公司ESG的表现是具有差异的。评级机构不仅在如何衡量各种ESG指标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在认为哪些指标值得衡量方面也有差异。目前的评级体系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很难将有意义的指标与毫无意义的指标识别清楚。尽管几乎所有的评估者都在他们的评级中包括了最受关注的指标，包括碳排放、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影响、污染、废物回收处理、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歧视、多样性、社区关系、人权和独立董事，但极少有评级企业就如何衡量这些指标达成一致。
此外，与其他价值驱动因素相比，ESG是有国别和区域的语境的，由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考量，全球的ESG很难被放在一个基准上。在国外，美国最大的两家烟草企业Altria和Philip Morris分别进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ESG综合榜的前十名。然而，这却是与ESG的另一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十年代的宗教教会投资的伦理道德投资相悖离的现象体现。
MSCI的ESG评级在环境和社会两个方面是根据公司管理其机遇和风险敞口的能力来评估的。如何理解风险敞口的内涵？这表明企业只有采取与其风险或机遇水平相当的管理措施，才可以获得较高的分数。而MSCI ESG指数在评价企业时，在地理位置层面MSCI已经预先确定了各个国家和区域在环境或社会关键议题方面的风险敞口。由于地理位置的风险敞口是以乘数的形式存在，对于地理位置的评估讲对最终的整体风险敞口评估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国别偏见的来源之一。中国在很多关键议题方面直接被MSCI认定为高水平的风险敞口，比如健康与安全等方面。
汽车企业特斯拉被踢出标普500的ESG指数，而与化石燃料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企业，如石油服务企业哈里伯顿，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都进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ESG评级的前列，排名在18至31之间。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传统能源巨头似乎是ESG一词的对立面。但如果依据这一些企业的ESG评分，他们都成了企业的典范。伊隆马斯克也因此称ESG是一场骗局。在特斯拉发布的《2021年影响力报告》的开篇，一段批评的话耐人寻味：“当前的ESG披露规则并未衡量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范围。相反，它侧重于衡量风险和回报的现金价值。当个人投资商将他们的资金委托给大型投资机构的ESG基金，他们的资金可拿来购买那些让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的企业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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